深圳和香港间的山地救援交流还处于技术阶段

楚天

　　一支户外运动的队伍进入四川四姑娘山后，过了预定时间4天还未出山，他们的亲友报警后，当地警方和政府发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搜救，2天后，这支队伍自己走出了大山，觉得自己不需要搜救———这件前不久发生的事件经央视报道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户外运动圈内的专业问题由此走入大众视野，人们开始关注山野安全及其相关的山地救援。

山地救援队在演习

　　比邻香港的深圳，由于地缘优势，在山地救援方面已经悄然走在了全国前列，他们不仅仅是照搬香港经验，而是博采众长，欧美国家的先进做法全数吸收，这种兼容并蓄的方式，连香港方面也深感羡慕。

　　深圳山地救援学习了香港的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是让香港也羡慕的？香港山地救援为何发展如此完善，深圳从中可以吸收些什么？深圳山地救援队和香港民众安全服务队的山岭搜救中队成为南都记者重点考察的两个样本。


　　政府拨款，志愿者源自军队


　　香港民众安全服务队简称民安队，是政府保安局辖下的一支辅助应急队伍，在发生天灾及其他紧急事故时，支援政府的正规应急部队。民安队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工作背景。执行任务时，他们穿统一制服，受纪律约束。


　　这样一支独特队伍的产生也很特别———源自军队的空军救援队，英国军人离开后，将山岭救援的人物交给了民安队。而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大发展后，不少市民开始追求物质之外的其他健康运动，登山这种运动因为廉价而得以迅速发展，山难事故也由此大增，民安队亮相的机会不断，民安队员成为了英雄角色，大家以能够加入民安队为荣，而政府也乐意引导广大市民加入这些志愿者队伍，使动荡的局势向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已经成立59年的民安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多元化服务的纪律部队。民安队负责所有突然发生的灾难，他们有香港唯一一支专业的山岭搜救队，如果有山难，无论是消防队还是警察接警，都会要求他们出动。自成立后，民安队出色完成了包括非典、印尼海啸等无数重特大的抢险救灾任务。


　　山岭搜救只是民安队特遣部队的一个中队，中队有8支分队，每支分队都有指挥官、队长、副小队长和队员几种身份，每支分队大约11-14人，这些人全部都是志愿者，各自都有本职工作。其中第一分队队长陈日龙就是一名中医师和针灸师，他们队员分别是商人、公务员、会计、经济师等，像他们一样的志愿者一共有3000多名正式成人队员、3000多名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预备队员，整个民安队只有100多人为专职的公务员，而他们也可以在周末时分进行身份转变，比如行动及训练主任文伟光在平时是专职公务员，到了下班或周末就成了志愿者，参与训练和搜救工作。


　　别看他们都是志愿者，对他们体能和技术上的要求却很严格，民安队队员每年必须要保证不少于60个小时的训练时间、至少30个小时的服务时间。比如有些特殊的部门每年必须达到280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如果达不到，可能就会失去资格。


　　而他们的工作也基本属于义务，有酬劳也很少，如山岭搜救队按照行动时间来计算，每个小时的报酬为30-60港元。这个队伍中的队员，十分强调责任感，强调服务社会。金钱酬劳是为了保证鼓励士气、团结队伍，虽然多多益善，但是不能泛滥。


　　现阶段重心是对大众宣传户外知识和应急训练


　　志愿者在工作时间去执行行动，在香港是有法律保障的，即紧急动员令，特首有权发动该法令，但是历史上这条法令还从未被用过，志愿者们基本上都能够与雇主直接协商好，香港的雇主们也基本上有这种责任意识，放员工去参与行动而不会扣工资，因为他们知道员工所做的是有利于社会的事，能够加以体谅。


　　民安队的发展经验，靠的是几十年日积月累，由一个又一个的行动结束后总结、归纳。比如某次行动结束后，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时发现，通讯非常重要，因此会在行动结束后，改善通讯的问题。民安队时常会派队员到山野巡逻，测量通讯信号，如果遇到没有信号或信号弱的区域，就会知会电信部门加强该区域的基站和发射。“每次行动都发现一些盲点，每次都会改进一点，我们的进步就是这样一点点来的，并没有什么大的事件促使突然的大进步。”陈日龙队长说。


　　发展了近60年，民安队也在随时势发展顺势而为。山岭搜救只是众多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目前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户外知识的宣传推广和内部训练上，比如每年都会举行山岭活动安全推广日，各种各样有趣的表演和活动十分亲民和吸引大众。在越来越多的人走到户外，参与到登山等活动中时，民安队希望的是大家都能掌握相对专业的户外知识，避免在户外活动时发生安全问题，他们的知识普及甚至细致到了遇到什么样的河流应该怎样走、在什么样的山里迷路该如何处理等等内容上。“我们不只是治病，而更注重预防。”陈日龙本职工作是中医师，他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宣传推广的意义。


　　近年来，消防所做的工作越来越多，民安队近年行动次数少了，陈日龙认为，这是好事。抢救是有时效性，消防是全职救援部队，专责各形各色救援，机动能力强，对行动和受难者有利。而且消防水平的提高，香港的火灾越来越少，他们的资源就在火灾之外的工作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他认为，民安队的定位也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规模不会因为搜救工作减少而缩小，相反空间在扩大，因为登山运动的人群越来越大，知识的传播，山地安全的普及工作也越来越重要，所以他认为，消防队在进步，民安队也在改变进步中。


　　深圳山地救援队


　　2008年四川地震后，深圳山地救援迅速发展


　　说到山地救援组织的发展，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前几乎是个空白，只有极少数的民间队伍陆陆续续地发起，又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大地震之后，全民的减灾救灾意识提高，社会公民意识提升，深圳不少市民都在四川参与了救援，参与救援的人回来后，所有人都非常关注灾难性事件的防范。


　　深圳山地救援队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2008年，深圳市登山户外协会发起组织之后，队伍得到了迅速成长，3年时间以来，救援队预备队员已达到170多人，经常行动的队员40多人。市政府应急办向深圳登协山地救援队授予“深圳市山地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称号，被纳入政府应急系统。这是除了消防、红十字之外，目前在应急的队伍中的第三支应急支援服务队，而且是唯一的民间队伍。救援队队长石欣还上了深圳应急指挥中心应急专家库里的专家名单，前不久成为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在50名专家中，石欣是唯一来自民间志愿者机构的专家。


　　“其实早在2003年，磨房的驴友就成立过救援队，但是无疾而终。”据石欣介绍，这支自发队伍陆续维持到2005年后就没有新的活动，但在磨房留下的“安全宣导”板块目前仍在积极推广户外安全知识。从2005年到2008年深圳市登山户外协会再次发起山地救援队，这中间的3年多时间里，深圳的民间山地救援组织是个空白，有事全靠驴友三三两两自发帮手，当时的搜救工作主要靠政府，但是还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


　　刚成立的山地救援队吸收了过去曾经参与过救援工作的资深驴友，他们成立之后的第一单活，就是为央视的戈壁挑战赛做安全保障，赚到的5万元辛苦费成了救援队的启动资金。2009年，救援队被政府部门正式批准，并被纳入政府的应急体系，但属于资金自筹、管理自治的性质，只在有需要的时候，出动帮忙进行搜救。


　　需要建立政府和救援队间的良性沟通


　　救援队刚成立之时，最盼望的是能够“吃上皇粮”———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类似香港的民安队，但石欣告诉南都记者，发展3年来，救援队现在更需要的是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比如训练场地、仓库等都需要支持，实际上需要花钱办的事并不是很多，钱能办到的是采购更多更先进的器材，而让人们的山野安全意识提高、对山地救援有专业性认识，则需要时间的积累。政府对山地救援的认识尚浅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去年救援队在南山区自筹资金建起全国第一个山地救援训练墙，被中国登山户外协会授为山地救援训练的“南方基地”，但在大运会之前被政府下令拆除，十分可惜。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有山野事件发生，政府就立刻能想到咨询救援队的意见，让专业人士干擅长的事。”石欣说，现有的旧模式大部分都是盲目的、非专业的、混乱的，不仅施救者容易出事故，事后还容易引发争议。他们还希望政府能够将现有的公园资源合理安排，建立更多专业训练基地，既为各种民间组织提供了方便，也可成为深圳的城市名片。在与各方面沟通联动机制的同时，救援队也在内部的专业训练上下功夫，《山地救援技术课程》已通过中国登山协会专家小组的评审和验收，并在专家指导下学习国外及台、港等地山地救援经验和技术，主要包括搜索技术、悬崖吊运技术、野外医疗急救及无线电通讯等内容，他们还邀请过WMA北美野外医疗协会教练来深举办过野外应急医疗讲座。


　　救援队今年提出了一个目标：成为国内首支联合国认证的轻型山地救援组织。根据目前的水平，救援队在硬件上更容易达到，但是在软件上还需要努力，比如队员的训练和技能，虽然有一些人的指标达到了，但是整个队伍整体水平参差不齐，队伍的组织、管理、综合能力、医疗等方面都还需要经验的积累。

楚天

　　深港互动


　　深圳救援发展面临资源的缺乏


　　根据户外运动发展的规律，只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城市才会有山地救援队伍，目前为止，东南亚地区只有香港和日本才有政府牵头的山地救援队。在深圳山地救援队信息指挥中心负责人叶建华看来，现在的深圳就类似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正是经济发达、户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山难的发生也呈几何增长，每年深圳花在山地救援上的费用就超过500万元。


　　对在山野中出事的人们来说，最需要的帮助，莫过于两个字：抢救。陈日龙队长以“说文解字”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山地救援的理解：“所谓抢字，一边是提手旁，意思是抬、搬、提、托等动作，一边是仓字，意指包括器材、人员、经验、学识、资金等资源。”他说，为什么强调抢字？就是因为等待救援的人不能等太久，施救者应该抢黄金时间，所以才叫“抢救”，否则就没有意义。“救”字则无疑是代表了医疗的意思，施救者应该具有基本的医疗常识。


　　这其中，他一再强调“人”的作用，他说：“人各有所长，能力有强有弱，素质有高有低，必须先对人的价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再来看怎么调配资源。”据他介绍，香港的搜救工作架构分成三大部分，空为飞行队，简称GFS；地包括消防和水面队伍，简称FS；警即999报警台等治安系统，为POLICE。中间部分则是民安队。


　　一旦市民有事拨打了999，警方会通知GFS与FS及民安队，民安队协调三方，拿出方案，由警方统筹安排各方开展救援。香港政府机构十分注重机构各负其责，因此，市民即使将求助电话直接打到民安队，民安队也会转至999警方报警台，由警方来判断事情的严重程度，需要动用哪些部门与人员。民安队一直都是由政府牵头在做，这样才能保证有组织有管理，他认为，个人做这件事的劣势是机动性太强，队伍容易松散。


　　在一个施救过程中，空、地、警三方以及民安队内部队员之间，都必须先明确核心的理念，才能开始其他的行动，比如需要直升机出动的就派飞行队，出现火情则派消防队，如果是在山崖上的险情，则必须派民安队的搜救人员出马，所谓的术业有专攻，资源很重要，但怎么运用资源更重要。


　　而深圳目前面临的问题则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资源缺乏，陈日龙队长常被邀请到内地讲课，遇到最让他抓狂的问题就是，进行某项演练时，没有地图可用，对于山地救援来说，手中有救援区域的地图是最基本、最简单、最重要的条件，但连这个资源都没有的话，就根本谈不上发展了。在内地，绝大多数山岭都没有公开的地图，深圳山地救援队的很多地图都是自己绘制的，而在香港，这些资料或是公开，或花钱就可以在有关部门购买得到。


　　整个内地的搜救工作则更是原始，一有山难发生，相关部门或不重视，一旦重视起来，就调配大量的警察一窝蜂地上山搜救。去年12月，黄山风景区发生一起驴友迷路事件，一名警察上山搜救时不幸牺牲，引发大讨论。在专业搜救人员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去救这个驴友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应该让穿着皮鞋、不懂登山的警察们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上山搜救。


　　“这种人海战术已经屡屡证明不仅十分浪费，而且效率低下。”深圳山地救援队队长石欣谈起近2年发生的山难事件，感觉十分可惜。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科学的方式、不准确的信息以及不专业的人，在下一些不正确的命令，做了一些错误的行动。


　　善于管理资源比技能更重要


　　时常发生驴友遇难区域的南澳，目前是深圳在搜救方面做得最好的区域，南澳街道办应急办和当地警方已经有了专业意识，与深圳山地救援队等组织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沟通，但凡有驴友遇难事件，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各方面专业的救援队，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警方则做自己擅长的事，该区域尽管事故多发，但搜救工作却十分有成效。


　　在陈日龙队长看来，深港之间的交流目前还停留在技术阶段，自从2008年，深圳首次邀请民安队赴深介绍之后，两地之间的山地搜救工作交流日渐频繁。深圳救援队的不少技术和方法都是直接来自民安队，但并非“照搬”，比如绳索的打结方法，民安队使用的是英式做法，特点是复杂严谨，深圳也会学习一些法式或美式等创新简单的做法。


　　“比如搜救犬，在深圳就不太适合。”陈日龙认为，深圳及内地的山野由于人们活动得太频繁、污染比较严重，味道太杂，不太利于搜救犬辨认，只有在污染较少、气味较为单纯的地区，才适合搜救犬。他说，每个行动、方法背后都有原因，有好处与坏处，所以应该有科学的评估，需要或动用某种资源并不是绝对的。


　　“会管理资源才是最重要的。”他告诉南都记者，在香港动用直升机的成本每小时就是数万元，不是只要在山野中出事就必须动用直升机，虽然人命不是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动用这么大资源，可能做了一件毫无用处的事。


　　以去年一位新西兰籍人士在香港山野中失踪的案例来说，当时有人报警失踪后，警方先判断该警情的真假———是否真的有此人存在，等有身份证明等证据后，才联合飞行队、消防、民安队等部门进行评估，根据此人失踪的时间与路线来判断目前所在范围等信息，之后，警方直接协调渔务署跟进，因为最熟悉该区域环境的人是警察乡村巡查人员和渔务署工作人员，在这些人的参与下，再具体到每个山头、每条河流，划分搜救区域，需要登山攀崖的区域由民安队负责，人手无法进入而无遮挡物的开阔区域则由飞行队搜索，需要消防队的区域由消防队出动，大家分头作业。


　　在香港人眼里，政府部门做事讲究的是责任，所以不少民间机构也会在每件山难事件后自发参与进去，但由于对这些机构的能力不了解、对他们的安全无法保障，因此，代表政府的民安队、警方等部门欢迎他们提供资料，但拒绝了他们加入行动。“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资源的能力程度。”陈日龙说，如果允许他们加入行动，他们很难与现有队伍进行配合，可能会拖延救援的时间，同时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一旦出什么问题，他们无法负责，说不定还会影响搜救的进程。对这些热情的民间机构，他们的态度往往是“不会当做资源来用”，也不会安排他们工作，在信息披露方面也不会对他们特殊照顾，对于他们提供的信息，也是谨慎采用，因为他们提供的信息往往太多，从中分辨都需要很长时间。


　　在香港，人们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而是强调对资源的合理、科学运用。民安队在转变角色、找准定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内和对外的沟通，如此才能避免出现“人”的问题。

来源：南方都市报

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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